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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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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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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民俗,拉萨,藏传佛教,西藏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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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3/18 13: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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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简介/西藏

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个民族自治区之一,成立于1965年9月1日。位于中国的西南边疆,青藏高原的西南部。它北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青海省毗邻,东连四川省,东南与云南省相连,南边与西部与*、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接壤,形成了中国与上述国家全长近4000公里的边境线。全区土地面积为122万多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2.8%。

西藏既有独特的高原雪域风光,又有妩媚的南国风采,而与这种大自然相融合的人文景观,也使西藏在旅行者眼中具有了真正独特的魅力。至今,还有许多藏族人的生活习俗与高原之外的现代人有着很大的距离,也正由于距离的产生,才使西藏的一切具有了观赏价值。

西藏自治区位于中国西南部,地处世界上面积*、海拔*高原一一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500米。群山环绕,江河密布。东隔金沙江与四川省相望,东南与云南省相连,北以昆仑山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比邻,南界喜马拉雅山与尼泊尔、不丹、印度*等国接壤。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8。

地理位置/西藏

西藏自治区,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南边陲,青藏高原的西南部,东经78°25′至99°06′,北纬26°44′至36°32′之间。它北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北连接青海省,东连四川省,东南与云南省相连;南边和西部与*、印度、不丹、锡金和克什米尔等国家和地区接壤,形成了中国与上述国家和地区边境线的全部或一部分,全长近4000公里。西藏以其雄伟壮观、神奇瑰丽的自然风光闻名。

自然气候/西藏

西藏高原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形成了独特的高原气候。除呈现西北严寒干燥,东南温暖湿润的总趋向外,还有多种多样的区域气候和明显的垂直气候带。“十里不同天”、“一天有四季”等谚语,即反映了这些特点。与中国大部分地区相比,西藏的空气稀薄,日照充足,气温较低,降水较少。西藏高原这里每立方米空气中只含氧气约150─170克,相当于平原地区的62%至65.4%。西藏是中国太阳辐射能最多的地方,比同纬度的平原地区多一倍或三分之一?日照时数也是全国的高值中心,拉萨市的年平均日照时数达3021小时。气温偏低,年温差小,但昼夜温差大。拉萨、日喀则的年平均气温和最热月气温比相近纬度的重庆、武汉、上海低10─15摄氏度。拉萨、昌都、日喀则等地的年温差为18─20摄氏度,阿里地区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方,8月白天气温为10摄氏度以上,而夜间气温降至摄氏零度以下。西藏自治区各地降水的季节分配不均,干季和雨季的分界非常明显,而且多夜雨。年降水量自东南低地的5000毫米,逐渐向西北递减到50毫米。每年10月至翌年4月,降水量仅占全年的10%至20%;从5月至9月,雨量非常集中,一般占全年降水量的90%左右。

历史文化/西藏

吐蕃王朝

7世纪,吐蕃王朝兴起,统一了青藏高原的大部分,所以唐代汉文典籍用“吐蕃”来称呼吐蕃王朝,同时也指吐蕃王朝所占有的地域,有时还指吐蕃王朝的各部落作为族称。

“吐蕃”一词的含义和来历至今在学术界还有不同的解释,或认为源于藏语,或认为源于吐谷浑语,或认为源于突厥语,或认为源于汉语对南凉秃发氏的称呼,仍然难以得出结论不过从敦煌出土的藏汉对照的词语文书看,至少在吐蕃王朝的中期以后,“吐蕃”似乎应是藏文中吐蕃王朝的自称bod的对应词,是bod的音译。实际上,bod作为地域和部族的名称,在吐蕃王朝之前即已出现,最初可能是对苯教的法师的称呼,后来成为对苯教的称呼,再后来成为某些部落联盟的名称,以后又成为这些部落居住的地域的名称。藏文史籍中说,在吐蕃王朝之前,曾有十二种部落集团统治过,其中有两次是用bodkhams来称呼其统治的地域吐蕃王朝兴起后,用bod作为自称,在与唐朝的交往中,吐蕃王朝以bodchenpo(大蕃)来对应唐朝的自称“大唐”由于吐蕃王朝的统一青藏高原,高原的各个部落集团形成为一个民族,后来,吐蕃王朝的自称bod演变成为藏族的自称。

吐蕃王朝虽然对外将其所占有的地域总称为“吐蕃”、“大蕃”,但是在其内部区别各个地区时,别有习用的名称。吐蕃王朝最早将其本部划分为四个“茹(ru)”,包括了今天西藏自治区境内的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雅隆河流域,历史上一直是西藏自治区境内社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在习惯上又因雅隆河谷是吐蕃王朝王室发祥之地,拉萨是吐蕃王朝的首府,故称其中拉萨河流域和雅隆河流域的“伍茹dburu”和“约茹gyoru”为“卫”(dbus),意为中心部分,将年楚河流域及其以西以北的“叶茹gyasru”、“茹拉rulag”合称为“藏”(gtsang),意为雅鲁藏布江上游南北两岸地区。“卫”和“藏”合称为“卫藏dbusgtsang”,即表示吐蕃王朝的本部地区。吐蕃王朝后来征服的青藏高原的北部、东部,被称为“多康”(mdokhams),“多”(mdo)意为路口、河谷口,“康”(khams)意为区域,故“多康”意为吐蕃王朝向外发展的通道和基地,同时亦有外围地区之意。随着吐蕃王朝向东北方向的武力扩张,“多康”的范围逐步扩大,后来又把黄河上游到河湟谷地的地区称为“朵思麻”(mdosmad),即“多康”地区的下部,又因这一地区包含阿尼玛卿山(Amyesrmachen)和朵拉仁沃山(mdolaringbo小积石山),故又称“安多”(Amdo)地区。“多康”的其馀部分仍沿用“多康”的名称,即后来所说的“康区”(khams)。《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有吐蕃王朝派遣大臣主持这三大片地域的军政首领分别举行盟会的记载,这样,由于吐蕃王朝的行政区划,到吐蕃王朝的后期,乃至在吐蕃王朝崩溃以后青藏高原延续近四百年的分裂时期中,青藏高原的居民习惯上把青藏高原分为“卫藏四茹dbusgtsangrubzhi”、“多康mdokhams”、“朵思麻mdosmad”等三大部分。

元朝

元朝统一藏族地区,扶植萨迦派建立地方政权,同时元朝在青藏高原设立了一系列的军政机构。开初,元朝在河州设立吐蕃宣慰司,作为管理整个藏族地区的行政机构,八思巴在1272年到1274年还为此在河州居住两年多。后来因为所辖地面太大,又在康区设置一个宣慰司,到1280年八思巴圆寂后,元朝为了施政的需要,又在卫藏设置一个宣慰司。

到元朝中期时,整个青藏高原被划分为三个行政区域:一是“朵思麻”,设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亦称朵思麻宣慰司),管辖今青海省大部、甘肃省南部及四川省阿坝一带;一是“朵甘思”,即吐蕃王朝时的“多康”,设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亦称朵甘思宣慰使司),管辖今青海省玉树、四川省甘孜、云南省迪庆和西藏自治区昌都以及那曲专区的东部;三是卫藏阿里,设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亦称乌思藏宣慰司),管辖乌思藏(即吐蕃王朝时的“卫藏四茹”)及其以西的阿里地区,也即是今西藏自治区所辖区域的大部。

元朝在总称藏族地区为“吐蕃”之外,在讲到藏族地区的各个部分时则常用“朵思麻”、“朵甘思”、“乌思藏”等名称。由于元代藏族地区又被归入“西域”的范围,元朝总称西域各族为西蕃(或写作西番),藏族被看作是西蕃之一,所以有时又习称藏族地区为“西蕃”,有时又异写为“西番”,这是在地名上*次在称呼藏族的“蕃”字的前面加上表示方位的“西”字。这种非正式的把“吐蕃”改换成“西蕃”、“西番”,是后来出现“西藏”一词的*步,但是“西藏”却并不是从“西蕃”或“西番”演变来的。

明朝

明朝对藏族地区基本上承袭元朝旧制。不过因入明后朵思麻一带藏、蒙、汉、回等族杂处,明朝设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等卫管辖,故称这一带为西宁卫、河州卫等,不再用“朵思麻”作为汉文地区名称,又因这一地区邻接青海湖,所以又习称为“西海”。对“朵甘思”地区,明朝设朵甘卫。对于元代的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辖区,明朝分设乌斯(思)藏都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明代的文献中常见“乌斯藏大宝法王”、“乌斯藏阐化王”等,可见明代文献中的“乌斯藏”是有明确范围的地域名称。

明朝中叶以后,蒙古势力再入青海,俺答汗为迎请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到青海湖边会见,其子宾兔准备在青海湖南岸建寺,明朝在讨论应否同意俺答汗建寺迎佛时,兵部给事中蔡汝贤在奏折中说:“盖许之建寺,则西藏一路,往来自由,听之奉佛,则南北诸番,交通无禁”。这是汉文史料中最早见到的“西藏”一词,但是综观上下文义,还有“顺义王俺答建寺西海岸,以寺额请,赐名仰华”和“虏王俺答欲西行迎佛,乞三镇通官会话约誓,摘留头目禁治诸夷,依期贡市,并乞传甘肃、西宁开市卖茶。督臣以闻。兵部尚书王崇古言:今岁春初俺答以书送边寄臣,谓其侄孙套酋切尽黄台,请赴西海迎奉活佛。臣久闻套裘连年抢番,未年得志,欲俺答携众西援,以求报复。”故知此处的“西藏”,应当是“西海”之误。而且“西藏”一词在明代汉文文献中也仅此一见,因此它与后来所说的“西藏”一词并无关系,不能看成是“西藏”一词最早在明代出现的实例。

明末清初

明末清初卫拉特蒙古固始汗联合藏传佛教格鲁派统治青藏高原,因此清朝兴起时是通过固始汗与藏族地区建立关系的。蒙古语称藏族为土伯特,并称安多一带藏族为唐古特(源于蒙古在成吉思汗时代即开始称西夏为唐兀)。

清朝早期的文献称藏族为“图白忒”或“唐古特”,清顺治帝时称藏巴汗为“图白忒部落藏巴汗”,称达赖喇嘛为“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这里的“图白忒”即源于蒙古语的“土伯特”,而蒙古语的“土伯特”又源于“吐蕃”,即源于藏族的自称bod。

到康熙帝时,清朝与藏族地区的关系进一步加深,清朝逐步了解到藏族地区各个部分在政治、社会、民族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各部分的名称也不相同。除继续用“图白忒”统称藏族地区外,清朝将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所居之地沿用藏族的习惯称为“乌思藏”、“卫藏”,后来又由“卫藏”一词演变为“西藏”。

清末新政

1905年1月,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率参赞张荫棠、梁士诒奉命赴印加尔各答与英印政府上一修改条约事宜。英人派外交大臣费礼夏为全权代表同中国代表谈判。唐绍仪要求删去条约中的第九条,坚持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但英人坚持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当时宗主权与主权分别被译为“上国”和“主国”,唐绍仪指出“查上国二字﹐英文系‘苏索伦梯’(Suzerainty,按今译宗主权),译言所管为属国,而属国自有治民之权,若自认为上国,则西藏等于韩、越、球、缅。主国二字,英文系‘骚付伦梯’(Sovereignty,按今译主权),译言臣民推为极尊,归其管辖,而各事可定者也。”双方争执不决,于是11月12日英方提出停止谈判。1906年4月,英方再次恢复和中方的谈判。27日,中国代表唐绍仪与英国代表萨道义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共六款,《拉萨条约》作为附约。条约第二款写明“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允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这段时期西藏政局甚为紊乱。张荫棠“领副都统”衔后,由清政府指派以驻藏帮办大臣的身份进藏“查办藏事”。张荫棠入藏后,先向中央政府弹劾有泰以及其他相关十馀名满汉官员。再提出治藏建设十九条及西藏地方善后问题二十四款。11月29日,清廷下令革除有泰等人的职务。但“新政”建设未及实现,张荫棠便被调离西藏前去印度商定《藏印通商章程》。

1907年6月,中英双方谈判关于藏印通商章程事宜。谈判前,英方坚持要有权签字的西藏官员参加会议。尽管张荫棠识破其“志与藏人直接,不欲我国干预”,“若一经承认直接交涉,西藏即成独立国性质”,但势弱之下只便增派西藏噶伦汪曲结布,携带噶厦议事签字全权文凭赴会。1908年4月20日,中英双方签订《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共十五款。中方代表张荫棠,英方代表韦礼敦代表各自政府在条约上签字,“西藏大吏选派嘎布伦汪曲结布为掌权之员”后“秉承张大臣训示,随同商议”。

1910年2月,钟颖统帅二千馀名川军抵藏,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据民国元年(1912年)九月汉口《民国日报》及《民国公报》报道,该军抵拉萨后,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藏人无不痛恨。出走内地的达赖喇嘛,开始驻锡青海塔尔寺,后听德尔智之言前去外蒙古库伦,受到俄国礼遇。为防备达赖喇嘛亲俄,清政府同意恢复其名号,同时派蒙古王公前往宣慰,并准备送其回塔尔寺再则日返藏。时值拉萨条约的谈判时期,英国反对达赖此时返藏。清廷较后令其移居五台山。后清政府为给慈禧太后祝寿,召达赖喇嘛进京。达赖喇嘛抵京之后,请求今后有直接向中央奏事之权,以摆脱驻藏大臣的约束。但清政府拒绝了他的请求,仅加封他为“诚顺赞化西天大自在佛”,并年给廪饩银一万两。在见慈禧太后之时,达赖喇嘛被要求行跪拜之礼,使其朝见规格低于五世达赖和六世班禅。达赖喇嘛随后返藏,约见帮办大臣温宗尧,希望其令川军停止越轨行为。温宗尧同意约束川军不再骚扰百姓,不侵害达赖喇嘛固有地位。达赖喇嘛遂将在各地阻击川军的藏军调回拉萨,并奏谢朝廷封赏,恢复对驻藏大臣的一切供应。但驻藏大臣联豫对达成的意见多加指责,并拒绝在给达赖喇嘛的复信上签字盖章。是时,拉萨盛传联豫的卫队向群众开枪,达赖喇嘛感到形势严峻,于2月12日夜在布达拉宫召开紧急会议,午夜后再次出走。2月21日,达赖喇嘛由亚东英商务处代理麦克唐纳引至印度。联豫反而奏报朝廷,再次褫夺了达赖喇嘛的名号和部分官员的官阶品第。

与此同时,联豫派协统钟颖率驻藏新军征讨波密,但失败。联豫遂起用左参赞罗长裿,又奏调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川军助剿。赵尔丰部下傅嵩率军攻占波密,与罗长裿在易贡(今属波密县)会师。波密土王白马策旺逃往墨脱。罗长裿率军由多雄拉山口入墨脱,直抵崩崩山。赵尔丰部西军中营帮带刘赞廷引兵由金珠拉山口入墨脱。墨脱宗宗本(相当于县长)道布(门巴人)设计诱杀了波密土王。二路清军消灭了其馀波密头领,并留兵驻守。在此期间钟颖军与赵尔丰军会师于查木多(昌都),后迅速推进到工部(今林芝专区首府八一镇附近),对整个工部和波密地区(昌都、林芝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先后建立查木多、江达(工部)等十多个县,赵同时向南派兵,在察隅地区(今西藏自治区最东南,临中印边境东段之东,与印占瓦弄相邻),建立了察隅县。赵尔丰意欲于波密置县,改土归流,但不久武昌起义作,计划搁浅。

近代

主条目:西藏历史 (1912–1951年)

1911年10月10日(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开始,使得西藏的局势发生大逆转。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度主张“驱逐鞑虏”,排斥满族,建立汉族内地十八行省的政权(后来孙中山发现此议欠妥,遂改为“五族共和”)。边疆非汉族地方产生动荡和骚乱,清朝建立的国家出现分崩离析的危险,尤其在尚未建省的蒙古和西藏等地纷纷出现分离倾向。驻西藏地方的清军军队是川军,成分很多是四川哥老会成员,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西藏,驻拉萨清军发生了内讧,史称辛亥拉萨动乱。其中有拥护共和,有主张勤王,也有自行返回内地以自保。各派自相残杀,军饷也断绝了,清军在西藏地区开始大肆抢劫。清朝中央政府派驻的大臣联豫、钟颖等人只知道借机谋取私利,西藏地区极度混乱。部分官兵囚禁了末代驻藏大臣联豫,更有士兵乘机钞略百姓,攻击寺院。1911年冬天,清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被过激民众处死,局势剧变,西康地区也发生严重动乱。

到1912年初,流亡印度原被清廷解除称号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借机策动事变,达赖喇嘛发布《告民众书》“(汉人)固当驱除净尽……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达桑占东承达赖之意组成一万名“西藏民军”,围攻江孜、亚东、日喀则等地的清军,达赖喇嘛乘机排除清朝中央政府的官员影响,单独执政。较后驻拉萨清军败于印度的英国军队和西藏地方军,经过尼泊尔驻拉萨代表调停,清军被解除武装。至1912年底清军及驻藏大臣全部撤出西藏。1913年1月,达赖喇嘛回到了拉萨。袁世凯发电报,表示要恢复达赖喇嘛的封号,达赖喇嘛在回复中,则直接重申了他对西藏的统治。西藏特使在乌兰巴托签署《藏蒙条约》,宣示蒙古、西藏互相承认各由中国独立出来。

1913年2月14日、藏历水牛年正月初八日,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发布圣地佛谕,文告的内容涉及西藏的体制改革、实行新政等内容。也因为文告的这个性质,部份学者将此份文件看作是西藏的独立宣言(Proclam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Tibet)。水牛年文告是达赖喇嘛的一个内部讲话,当时尚未有外人知道,没有公开宣布。直到1932年,文告才以用信件的形式公布。文告的现行版本多引自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一书,范普拉赫曾表示引文来自夏格巴的私人收藏档案。文告中“我们是一个很小的、信教的独立国家”(英文:We are a small, religious, and independent nation)语句被学者反复引用论证,时常被认为是达赖喇嘛宣布西藏独立的重要宣示。但据藏学家扎西旺都查找文告原件的内容时发现,达赖喇嘛当时使用的原词是bod ljongs,即“藏区”,而非rgyal khab(即“国家”)一词。

英国不愿意西藏政府与中国政府发展直接关系。故谋划了于1913-1914年在印度西姆拉召开的,有中、英、藏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期间,英方代表麦克马洪与亲英的西藏代表夏扎·班觉多吉背着民国中央政府私下用秘密换文的形式,在地图上划了一条实际长达850英里的边境线,把中国门隅、珞瑜、察隅三个地区共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印度。这条由英殖民者一手操纵的、中国任何一届中央政府、任何政党都未承认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为以后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投下了阴影。

1914年,英藏签订《西姆拉条约》,卫藏获得完全的自治,但又说明:“外国政府”一词并不包括中国。英、藏代表签署了该条约,而中国代表陈贻范则拒绝签署。除此之外,在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私下的单方协定中,西藏的“东南边境特区”被割让给了印度,也就是藏南地区(现在的印度阿鲁那恰尔邦)。虽然英国获得了好处,但并没有像西藏预想的那样,支持西藏独立建国,而横英国卖给西藏来福枪、弹药,后来则拒绝出售机枪、火炮。印度面对来自西藏的请求时,表现更为冷漠。

当一战爆发及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的乱局,西方各国与军阀都无暇理会西藏问题,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无压力下管治西藏直至他1933年去世。当时,西藏的政府控制卫藏和西康,与现时西藏自治区相约。 西藏不断扩军,在康区部署了绝大部分的军队(数万人),这也导致西藏在北部地区,无法有力维持边境。1917年,在康区的冲突中,西藏噶厦取得了胜利,占领了昌都、德格等地。随着继续扩军,噶厦无力维持飞涨的军费开支,转而向后藏扎什伦布寺第九世班禅喇嘛要求巨额税收,班禅喇嘛抗议无果后,于1923年12月,出走内地,随后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接待。由于新兴的少壮军官热衷于西化,与西藏传统势力的冲突不断加剧,较后导致这些军官先后被免职,藏军此后走向衰落。但由于中国经历着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西藏的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50年代初。

1937年12月1日,达赖去世后,九世班禅由中华民国政府派遣的5000人护卫队护送回藏,但在回藏的途中在青海玉树圆寂。1938年9月24日,中华民国蒙藏委员会颁布《喇嘛转世办法》,共13条。重申金瓶掣签制度。明确规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暨各处向来转世之呼图克图、诺门汗、班第达等圆寂后,应报由该管地方*行政机关转报蒙藏委员会备案;转世灵童访获后,报由该管地方*行政机关转报蒙藏委员会查核,分别掣签等等。 1940年1月15日,吴忠信一行抵达拉萨。1月26日,热振呈请对达赖转世灵童拉木登珠免于金瓶掣签,吴忠信向中央转报核准,同时于罗布林卡察看了灵童。1月31日,行政院长蒋中正向国民政府呈请发布明令准拉木登珠继任十四达赖喇嘛。2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命名:“青海灵童拉木登珠,慧性甚深,灵异特着,查系第十三辈达赖喇嘛转世,应即免于抽签,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并拨给40万元作为坐床典礼经费。最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并未经过金瓶掣签,吴忠信也未主持坐床仪式。

1940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国民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

1942年7月,西藏政府宣布成立“外交局”,并以断绝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供应相威胁,迫使驻藏办事处与其发生联系。当时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将这一情况紧急报告国民政府,并在报告电文中指出:“查外交局性质系与外国洽办事件之机关,今噶厦告职须向该局洽办一切事件,是视中央为外国,示西藏为独立国,如我予以承认,则前此国际条约所订西藏为中国领土之文无形失消,而西藏与外国所订明密各约未为中央所承认者,无形有效。事关重大,中央似宜明电噶厦不承认该局,中央驻藏官员仍须照旧与噶厦接洽一切事件。”1942年8月5日,蒙藏委员会向西藏噶厦转达了行政院训令:“对藏方为处理地方涉外事务而设置机构应遵守的原则:(甲)有关国家利益问题,即政治问题,必须秉承中央意旨处理;(乙)中央与西藏一切往还接洽方式,仍应照旧,不得经由上述外务机构。”并电令驻藏办事处“仍照旧例接洽,不得与‘外交局’发生任何联系。”1943年,西藏召开民众大会,对“外交局”事接受中央政府意见,收回原议,表示“西藏应与中央保持感情,不应与中央西藏办事处断绝关系。”并责成西藏驻京办事处总代表阿旺坚赞等向国民政府主席面呈此意。

1949年6月2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颁布准予宫保慈丹继任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命令。8月10日,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主持十世班禅坐床典礼,并颁赐金印及礼品。坐床大典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致电李宗仁代总统致谢,电文曰:“班禅世受国恩,倍蒙优渥,此次蒙钧座颁布明令,特准继承九辈法统。即承特派关专使吉玉、马副使步芳莅青主持坐床典礼,复荷礼连旺加,赐颁厚祝。拜领之馀,良深铭感。遵已于八月十日在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今后只有一本历辈班禅倾诚中央,庇护众生之一贯意志,竭尽天职,努力以赴,以期仰答优崇无上之德意。”

1949年10月1日,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控制区域仍未及于西藏等地区,北京的广播电台宣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包括西藏、内蒙、海南、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1949年11月2日,噶厦政府致函毛泽东,表示希望进行会谈,派遣了孜本夏嘎巴、孜江堪穷?土登嘉波二人为代表。两人在香港签证时,获得中共政府的通知:即将到任的中共驻印度德里大使将与他们会谈。中共方面代表声明:“西藏的国防由中共政府负责,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承认上述条件后,代表们为了作出决定可以前往北京。”噶厦政府表示无法接受,由此和谈未能进行。

1950年10月7日,由军官王其美率领的解放军四万馀人分八路向康区首府昌都进攻,八千馀人的藏军不敌战败。两天后解放军继续向昌都进军,俘获多麦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及其手下士兵。同日,噶厦政府向联合国秘书长呈交报告:“西藏人民已清楚无力阻挡中共军队的前进,西藏人已应允与共产党政府进行和谈。虽然长久热爱和平的西藏人民欲要战胜熟练于战争的共产党军队的希望并不大,但我们相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只要发生侵略行为,联合国是必定会帮助予以抗击的。”1950年10月17日,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力量,在西藏众多僧侣的要求下,丹增嘉措提前正式继位亲政,处理政教事务。随后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被迫离开拉萨,暂居西藏南部的错模避难。1951年4月,在打败西藏东部和北部的少数藏军,解放军约几万人向西藏中部地区推进。西藏噶厦政府代表团不得不前往北京进行和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北京。

近代历史上,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实行自治。超过半数的藏族和十来个不同民族混居在不受达赖政府管辖的临近省份。

现代

十七条协议汉文版

主条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藏历史

1950年10月17日,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力量,在西藏众多僧侣的要求下,丹增嘉措提前正式继位亲政,处理政教事务。随后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被迫离开拉萨,暂居西藏南部的错模避难。在打败西藏东部和北部的少数藏军,解放军约几万人向西藏中部地区推进。西藏噶厦政府代表团不得不前往北京进行和谈。1951年4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北京。1951年5月23日,西藏代表团在没有向西藏政府汇报的情况下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一共十七条,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以及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宜,由中央统一管理。”协议还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1951年5月27日,达赖喇嘛从北京的广播中得知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定的消息。7月,张经武将军抵达错模会见丹增嘉措,打算让达赖喇嘛与解放军军队一同进入拉萨。但丹增嘉措坚持自己先回拉萨,8月,流亡在外大半年的达赖喇嘛回到拉萨。

噶厦政府以达赖喇嘛名义于1951年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表示“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班禅喇嘛和堪布厅也发表声明,指出协议“完全符合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民族人民的利益”。同年10月26日,解放军进驻拉萨。

1951年10月26日27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质主权的三千馀解放军进入拉萨。另外,从西藏东部和新疆等地有两万馀解放军进入西藏,并控制了日土、噶尔等重要地区,随后又进驻江孜、日喀则等地。于是,拉萨在内的西藏全部主要城市都有解放军驻守,并在西藏东部和西部的整个地区集中大量的军队。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对西藏之实质管理权。

1954年,达赖、班禅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达赖喇嘛在会上发言,对三年多来执行“十七条协议”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对会议所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宪法草案中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规定表示拥护。在谈到宗教问题时,达赖喇嘛说:西藏人民具有很浓厚的宗教信仰,一些人制造的“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的谣言曾经使他们疑惑不安。但是现在,这种“挑拔离间的谣言已经全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体会到了我们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他表示,要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族人民帮助下,逐步把西藏建设成为繁荣幸福的地方。9月20日,达赖、班禅等西藏代表与出席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各民族代表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此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5年之后,中央政府在四川、青海等地藏区推行人民公社制度,进行大跃进运动。结果遭到地方藏人各阶层的抵制[来源请求],并多次引发民众暴乱。

1956年4月22日,达赖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筹委会成立大会上致词说:“1951年我派代表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在团结友爱的基础上,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从此,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羁绊,回到祖国大家庭,和祖国各兄弟民族人民一样,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权利,开始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

1958年,中国政府在位于四川和青海境内的藏区(不在西藏政府管辖之下)实行民主改革,推行人民公社制度,并以推翻“三大领主”的名义大量摧毁寺院,强迫僧人还俗,掠夺寺院和普通群众的财产,结果遭到当地多数藏人的强烈抵制,并由此在这些地区引发激烈冲突,至1959年武装冲突扩展到拉萨。1959年,中国官员张经武邀请刚得到学位的达赖喇嘛一同欣赏歌舞,中央官员的多番催促确定表演时间,丹增嘉措最终选定3月10日。1959年3月10日,拥护达赖喇嘛的人担心达赖喇嘛遭中共绑架,包围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劝阻他赴约,并在大街上张贴海报、呼口号,要求中共离开西藏,较后演变为武装冲突。1959年3月17日,解放军在藏族群众大量聚集到拉萨的情况下,解放军开始炮击藏族反抗武装占据的罗布林卡,进行了镇压,导致数藏万人丧生。当天深夜达赖喇嘛离开拉萨,飞往印度实际控制的达旺地区,开始了与8万西藏人一起的流亡生涯。西方发达国家将这件事定性为对西藏的武装入侵。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国务院令,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并在西藏实施民主改革,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

1959年4月29日,噶厦政府人员在印度达兰萨拉宣布成立西藏流亡 政府,要求西藏独立,并在国际上逐渐得到了一些支持。班禅则支持解放军。1959年6月20日,达赖喇嘛宣布不承认“十七条协议”,并声明“十七条协定”是西藏政府和西藏人民在武力下逼迫签订的。西藏流亡 政府指,当年由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5人谈判代表团,是在中共当局的逼迫下和北京签署17条和平协议。当时他们在无法通知西藏政府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在协议上签名,文件上的印章没有他们的正式官衔。中央政府认为,这次武装冲突是达赖喇嘛挑起的;因为中央政府要废除在西藏实行的农奴制,这触犯到了达赖喇嘛的个人利益。同年,西藏开始进行名为西藏民主改革的土地改革运动。

另一方面,美国也是1959年西藏武装冲突的直接责任人。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中情局直接雇佣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也在1950至1959年之间,支持达赖喇嘛公开和中共对抗和流亡国外,又联合英国向印度施加压力,使得印度同意接纳达赖喇嘛和流亡西藏政府。5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山谷的赫尔营军事基地,秘密训练藏独武装(即四水六岗卫藏志愿军),并于1957年至1961年间,空投到西藏参战。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视察拉萨“反帝公社”的居民住房后,表示要加大中央援助西藏的专门拨款的力度。中共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拨款修复了一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重要寺庙,修建了拉萨机场、川藏公路(含南、北两线)、青藏公路以及滇藏公路四条入藏公路和青藏铁路,随着交通情况的改善,西藏的旅游业逐渐发展,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自1979年起,中国开始实行经济改革,西藏的经济迅速发展,相比之下,政治体制改变幅度小。藏人的宗教自由得以有限度的恢复。藏人在声明接受中国统治,并且表态谴责达赖喇嘛的情况下,能得以奉行他们传统的宗教。西藏藏族人民自治区名义上实行藏人自治,比如自治区主席必须由藏人担任,而实际的决策者都是书记,由汉人担任。

1989年3月拉萨发生了暴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称之为拉萨严重骚乱事件),对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不满的人士发起游行示威,并引发骚乱,最终演变成警民流血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3月7日在拉萨宣布戒严、出动武装警察和解放军部队执行戒严。这次事件中有387人死亡、721人受伤。据林和立在《Chinese Politics in the Hu Jintao Era: New Leaders, New Challenges》一书中描写,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向中共中央申请了戒严。

1989年1月28日,十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于西藏圆寂。1995年5月14日,在全国政协委员、班禅灵童寻访小组组长、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主任恰扎·强巴赤列将寻访结果通信告知达赖喇嘛后,达赖喇嘛单方面宣布更登确吉尼玛是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北京政府随即宣布恰扎仁波切“叛国”,并且不承认更登确吉尼玛的灵童候选资格。1995年5月17日,只有六岁的更登确吉尼玛与其家人被人带走,下落不明。传与父母在中国北京遭软禁。1995年11月29日,中国政府经过金瓶掣签,最终认定坚赞诺布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1995年12月8日,坚赞诺布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在扎什伦布寺举行了坐床典礼,经师波米·强巴洛珠活佛为其剃度,并为之取法名为吉尊·洛桑强巴伦珠确吉杰布·白桑布。1996年,恰扎·强巴赤列于次年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至今,很多曾同情达赖的当地上层藏人,包括流亡的达赖喇嘛近年来的态度已转向缓和,其政治诉求也从完全独立向自治转变。比如达赖喇嘛2005年在接受《南华早报》的采访曾公开表示:“我们愿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让北京管理,但保存我们西藏的文化、宗教和环境。”。

2006年9月30日,中国边防武警向企图穿越西藏与尼泊尔边境上的囊帕拉山口(海拔5700米,一译朗喀巴山口)、出境前往尼泊尔的75名西藏逃亡者开枪射击并至少打死两人的囊帕拉枪杀事件。

2008年3月西藏发生了骚乱,此中涉及的地区主要是拉萨市,另外部分前藏地区、甘肃省夏河县、四川省阿坝县、及尼泊尔和印度的部分地区也有相关的骚动。起因是3月10日起部分藏族人士为了纪念1959年的西藏武装抗暴而在3月初开始在拉萨示威游行,继而在3月14日引发骚乱。在拉萨的骚乱中,大量店铺、学校和车辆遭到支持达赖的暴乱者的破坏和焚毁。英国《卫报》引述外国目击者报道说,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主要针对汉族、回族等非藏族人。3月15日,拉萨市内大致回复正常,但所有店铺都没有营业。3月17日,记者被送离拉萨,至3月25日才再由官方安排进行采访。

由于3.14事件发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遣送了在藏的外国新闻记者。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媒体新闻采访加以严格限制,所以在此次军民冲突中的伤亡人数没有统一的数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宣布有22人在暴乱中死亡,这些人都是被暴乱者攻击的非藏族人,或为非藏族人开设店铺的藏族雇员。达赖流亡政府宣布148人死亡。2008年西藏骚乱后,西藏流亡 政府曾三次派出人员前往北京进行商谈。2008年11月,藏方代表甲日等人再次到北京与统战部部长杜青林会谈,提出“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英语:Memorandum on Genuine Autonomy for the Tibetan People)。但新华社随后发文驳斥该备忘录,认为仍是